相撞
我迟到了，上班不久就迟到，闹钟坏了。祸不单行，我又多坐了一层电梯，只好跑下去。着急中，随着一声惊叫声，我和一个人摔倒在了楼梯中间。是一个姑娘，我这“海拔”、这块头碰到谁身上都不会好受，要是时间充裕，我肯定会送对方上医院。可事实足，我当时只来了一句“不要紧吧”，连姑娘什么模样都没瞧清楚，便匆匆离开了。
晚上，大家在报社会客厅就餐。吃饭间，阿梅与另一女同事在对面对我指指点点，正当如坐针毡时，阿梅来到我面前。
她是那一类能让人如沐春风的女孩，身材瘦削，不施粉黛，五官很生动。她气呼呼地质问我：“撞倒了人为什么不道歉？”
我拙于言辞，摸摸鼻子，离题三百里地道：“我当过兵，深知时间就是生命，时间就是胜利，我不想迟到得太严重。”
“连撞人的理由都冠冕堂皇，不过撞了人总得道歉呀，你就是新来的那个‘水丰月’吗？笔名蛮有格调嘛。”
“我工作时的签名是‘水丰月’，我的真名叫宋建清，下午撞着你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”我边解释边道歉。
见我态度诚恳，阿梅说：“没事，以后注意点儿就行了。”
交往
为了工作方便，报社安排一部分人住在不远处的一幢居民楼里。我与阿梅也在其列，碰面的机会自然较多。
虽然住宿楼离报社不太远，但作为女孩的阿梅，每晚下班如果不与其他同事一道回宿舍，一个人夜里行走在大街上总免不了担陈受怕。
那一天，阿梅忙完手头的事务，恰巧我也忙完工作，于是她大方地问我：“能一起回宿舍吗？”
“可以，要做护花使者了，荣幸荣幸。”我没心没肺地笑。
阿梅的脸映出淡淡的红晕，斜睨我一眼道：“瞧你得意忘形的样子，那还不快走。”
自从第一次与我在晚间一同回住宿楼后，很多时候只要同班，我们基本上都是一起走回宿舍。
后来，开朗的阿梅每晚忙完工作，只要知道我也在上班，就会在楼道里或对面的办公室里喊一声“宋——建——清——，走不走——？”我则答“走”或“你先走”。我们的对话与行为常引来个别同事奇怪的目光，但我们从不会理睬这些。
一日，看到阿梅在宿舍楼下的卤肉摊买肉夹饼，我灵机一动，又没心没肺地谐谑她：“不怕长胖吗？”阿梅瞟我一眼，拋出一句：“有什么可怕的，我才不怕呢。”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只要碰到一起，我与阿梅都要斗上一两句嘴。
求助
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，我喜欢闲暇时码上几段文字，杜撰一些与心情有关或无关的小稿。
听说阿梅打字速度挺快，我便拿了一份小稿试探性地对她说：“能抽空帮我把这份东西敲一敲吗？”
她回复我：“打字就打字呗，什么‘敲一敲’，真是老鼠钻书箱——咬文嚼字。”
“哪里哪里，跟你比当然是‘小巫见大巫’了，你是大编辑嘛。”
“哼！有求于人，还敢耍贫嘴。”
“不敢不敢，有劳你给帮个忙吧。”
“那有什么报酬，给买一份冰激凌吧？”
“好，说定了。”
其实，不上班时在住宿小区也经常与阿梅碰面，不过在这个时间段里，我们倒经常把买冰激凌的事给疏忽了。报社大部分是下午班与晚班，而每次轮到与阿梅一个班时，下班后都是夜里12点过了，街道上的冷饮摊早已收了。就这样，从初夏到深冬，一直未能给阿梅买到冰激凌，她给我敲的稿子倒是越来越多。
每次下夜班与阿梅走在一起，都会念叨：“看来答应给你买冰激凌的诺言不太好实现了，每次想起此事总觉得有欠于你。”
她则嫣然一笑说：“你还记着啊？那就先欠着吧！”
偶遇
时光飞逝，初夏季节的一天下午，我回原就职的军事单位拿自己以前写的手稿，刚出营区大门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阿梅。
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，办事还是访友？”我问阿梅。
“我家就在附近，回家拿点东西。你呢，原单位就是附近那个部队吗？”
“是啊。回不回宿舍？回的话一起走吧，我正好也把冰激凌给你补上。”
